案情
段宇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营销人员，在与前妻离婚后，他在常州开始了自己的事业。1999年，他通过婚姻结识了同样离异的郑。他们交往后不久，就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由于双方已再婚，2000年6月，双方通过“友好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规定了婚前和婚后的财产所有权。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夫妻婚后应相互尊重和爱护，并对家庭、配偶和子女有道德和责任感。协议中特别强调夫妻之间的“违约责任”: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婚外情，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30万元的经济赔偿。
协议签署后不久，郑就发现她的丈夫段宇与另一名异性有暧昧关系。2000年10月14日凌晨，郑在探望由前妻抚养的儿子时，得知丈夫住在前妻家中；2001年8月11日晚，郑发现段宇带着另一个陌生女人进入他在常州的家，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离开。因此，夫妻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危机重重的婚姻终于破裂了。2002年6月，段宇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裁定双方离婚。同时，郑还以段宇违反《夫妻忠实协议》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责令段宇支付违约金30万元。
一审法院受理后认为，段宇与郑自愿达成的协议是有效的，郑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段宇与其他女性的不正当行为，可以认为段宇违反了夫妻双方的忠诚协议。因此，段宇被判处向郑支付赔偿金30万元。
判决后，段誉不服，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来在上诉过程中，双方进行了调解，段宇向郑支付了25万元。
律师分析
这是一起由丈夫婚外情引发的“婚姻不忠赔偿案”。这名男子最终赔偿了这名女子25万元，因为她违反了“忠诚协议”。这是道德协议在修改后第一次具有法律效力。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也就是说，它允许法律通过合法的协议方式对婚外情采取行动，因此许多法院后来也照做了。
那么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签订的“忠诚协议”有法律效力吗？这是本案争议的最大焦点。
《》第4条规定：“丈夫和妻子应该忠诚并互相尊重；家庭成员应该敬老爱幼，互相帮助，保持平等、和谐、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是法律对夫妻之间忠诚的义务。然而，这只是一个宣示性的规定，一个法律精神或原则，一个倡导性的规定。人们不能仅仅因为配偶不忠而起诉他们。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仅依据《婚姻法》第4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被接受，裁决驳回起诉。”然而，该案的主审法官认为，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是婚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一方以及其情节尚未达到“重婚”和“非法同居”的严重程度的一方应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双方自行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署的，没有任何胁迫，协议的内容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该协议体现了《婚姻法》中夫妻忠实的抽象义务，“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正是这一具体协议使得婚姻法中夫妻“忠诚”的原则义务具有可诉性，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总而言之，毫无疑问，丈夫和妻子有相互忠诚的义务。然而，《婚姻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根据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对债权诉讼进行调整。这不符合《婚姻法》第46条，即“一方因过错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那么，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是否可以视为夫妻之间的合同，可以在《合同法》之前调整？也是不允许的。《合同法》第2款明确规定：“婚姻、监护和其他与身份关系有关的协议应受其他法律管辖。”因此，尽管夫妻忠诚协议以合同的形式存在，但它不是合同的债务，不能由合同法调整。
本案判决后，鉴于社会各界的巨大争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4年发布了特别意见：
(1)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当事人仅依据《婚姻法》第四条提起的诉讼；如果被接受，应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