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原告李玟与被告张国强于2006年8月登记结婚。2006年底，他们选择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一栋房子，总价超过37万元。但这房子是买得起的，只卖给北京户口持有者。李玟一直是外国户口，而张国强通过工作单位申请了北京户口。两人决定用张国强的户口买房子。2007年1月10日和1月24日，张国强老家在外地的母亲卖掉了老家的房子，用银行卡向儿子转账17.5万元，以支持儿子买房。张国强用这笔钱付了首付款，余额通过银行贷款。过户后，房产证上只有张国强的名字。原审后，被告夫妻感情不和，李玟于2011年7月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房产为夫妻共有。经过五个多月的审理，法院认定涉案房屋是原被告结婚后购买的。第一笔付款由被告的母亲支付，房产的登记所有人是被告。因此，该房屋属于张国强的个人财产。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要求，判决的依据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
如果将第7条中的“出资”理解为全额出资，上述情况的事实将不符合第7条的适用条件。如果应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第22条，结果会大不相同。此案引发的巨大争议也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反思。在随后关于法律适用的期刊文章中，他们对“出资”的解释都同意为全额出资。他们认为，仅从字面上理解第7条，“结婚后，父母一方应出资购买子女”是对“不动产”的一种修改和一种属性。它强调房地产，礼物的主题是房地产而不是出资。第7条没有使用"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贷款"或"婚后贡献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的术语。(6)第7条仅适用于父母为其子女购买房地产并以投资者子女的名义登记的情况。
作者也同意“出资”应理解为全部出资。然而，根据上述解释，似乎只有在父母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并获得房屋所有权之后，他们才有权决定在房产证上写上其子女的名字。如果他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他们不能把房子给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决定谁的名字写在房产证上。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如果出资父母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登记申请人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通常需要与买卖合同中的购买人一致。换句话说，捐赠的父母可以首先获得房产证明，然后通过书面捐赠协议将房产交给他们的子女，但是这种捐赠伴随着高额的契税、评估费、公证费、印花税、注册费和其他费用。如果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买房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避免这些额外的开支，一个更实际的选择可能是把出资捐赠给他们的孩子，如果孩子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孩子的名字自然会在登记房子时顺利地写下来。然而，在这个时候，父母只支付了全部资本，而捐赠的对象是资本而不是房地产。房地产是否可以适用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所达到的最终效果与父母获得房地产所有权并将其转让给他人的效果相同。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应适用，否则在七读后的适用范围将会变得更窄。
(2)对物权登记赠与行为的理解
《婚姻法》第18条第(3)款规定，“仅由丈夫或妻子拥有的财产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是丈夫和妻子之一的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第1款将“以投资者子女的名义进行的产权登记”视为根据本条“仅赠与其自己的一个子女”，即在该款中，产权登记被视为赠与合同中的一项决定。许多学者认为《婚姻法》第18条第(3)款要求的捐赠必须以明确的方式表达，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第(1)款只是一种推定，这显然与“明示”的要求不一致。此外，《不动产登记法》第7 (1)条与捐赠直接挂钩的规定违反了《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则"。
作者认为，正是因为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坚实的理论和法律依据，学术界对该条的讨论才不断受到批评。然而，作者也同意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在现实生活中，父母中的一方会在孩子结婚后支付所有的钱为他们买房子。为了考虑他的儿媳或女婿的感受，他通常不会写一份书面的明确声明，说他只会把房子给他的孩子，而是通过在房屋登记中只登记他的孩子的名字来含蓄地表达这一点。如果子女离婚，根据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不动产可由非出资方的子女平分，相当于将出资方的财产平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不能保护出资方父母的利益，也是不合理的。法律之所以采用“视为”一词，是因为如果有证据证明一方或双方捐赠人表达了明确的意愿，那么该意愿就会被遵循，只有在捐赠意愿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种法律拟制。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条款的出现并不能拓宽对《不动产登记法》的理解，也就是说，所有的不动产登记法都不能被视为对捐赠给某一方的意图的明确表示，并且应当严格审查出资人的出资额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