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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婚姻法的辩论赛，论点是：新婚姻法利大于弊........求材料！
“新婚姻法”（一般人是指《婚姻法解释三》）利大于弊
一是“新婚姻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双方的财产关系。例如，婚前财产婚后孳息的解释，过去规定凡婚后收入，不问来源，都算共同财产。如果一方婚前有较多资本，婚后孳息都变成共同财产，这样会给“骗婚”留下漏洞，有人追求富翁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瓜分财产，这不利于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原来婚前房屋婚后增值（出卖）怎么算也成问题，而新解释解决了此问题。
二是父母支助的财产归属明确。同理，可以堵塞“骗婚”漏洞，明确财产关系。就父母支助而言，有利于贯彻民法的公平、自愿原则。如果送给自己子女的财产，却要无端分给别人，就不符合公平、自愿原则。
三是对于一方婚前财产较多、另一方婚前财产较少或没有的情况下，会不会导致轻率离婚的问题。婚姻法的其他条文规定“有较多的弥补”，这主要体现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四种离婚情形发生时，过错方要承担赔偿责任。所谓赔偿，含义就是恢复到接近原来的状态，离婚后的生活水平与婚姻期间的生活水平要相当。其次，婚姻法还规定，一方对困难的另一方有帮助义务。
所以，虽然“新婚姻法解释”也存在可能导致轻率离婚的弊端，但是从理论上分析，是更加体现了公平原则，对弊端也有补救措施。总之是利大于弊。
婚约财产的纠纷的调解原则是什么
婚约财产的纠纷调解原则有男女平等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愿等原则。调解时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如果坚决拒绝调解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然后判决。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七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婚约中的财产问题
婚约财产纠纷没有专门的调解原则，民诉法规定的调解原则是合法自愿。一般来说，婚约财产纠纷调解男方多少都会做出一些让步，总的来说调解对女方有利一点。但这不是原则。
返还彩礼：婚约财产纠纷裁判规则精要
彩礼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历经沧海桑田，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踏歌而行。高额彩礼的张狂气焰，成为新时代好男儿成家立业的一大考验。
过去一年，全国各地省市纷纷制定文件，倡导“只收礼节性彩礼”、“不索要、不收受高价彩礼”，反对“高额礼金”。但高额彩礼植根于人性的贪婪，倡导性的条款对它来说仅仅是隔靴搔痒，务使其纳入司法范畴，才值得评说。
彩礼返还，正式称谓是“婚约财产纠纷”。司法解释对此有所规定，但规则构造不够精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灵活运用，往往也体现出高超的智慧。接下来我们结合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司法文件和法院裁判观点，总结提炼关于彩礼的裁判规则。鉴于因彩礼产生的纠纷情况复杂，本文篇幅所限无法面面俱到，请读者海涵。
彩礼作为一种习俗，盛行于祖国大地，但不排除某些地区有不同的习俗。另一方面，因习俗的存在而支付彩礼时，男方的心理动因有特殊性，即：若该习俗不存在，则男方不必然支出大额款项来获得女方对婚事的认可。在此习俗面前，男方内心深处有某种 不自愿性 ，因此上海高院所谓 “不得已而为给付” 虽然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最是贴切。
江苏省淮安市中院曾经审理一起案件。男方与女方同居五年，但并未登记。在结婚之前，男方应女方要求，以女方名义购买宝马车一部，资金由男方刷卡提供，后未能结婚。男方认为该宝马车属于彩礼，应当返还。但法院认为，在已经同居五年的情况下，办理结婚登记应属双方义务，此时男方斥巨资为女方购买宝马车， 属于自愿赠与，而非为习俗而被迫妥协 。[3]
在彩礼的价值方面，各地法院的认定不尽相同。根据上文引用，江苏高院认为价值在2000元以上的礼金或礼物可以认定为彩礼。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河南省周口市中院认为，“500元以上的现金或价值500元以上的首饰、电器、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生产工具以及不动产等贵重物品”即可以认定为彩礼[4]。可以想见，若缺乏明确约定，当事人在彩礼的内容和数额上都容易产生极大争议。
彩礼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目前将其认定为 附条件赠与 的观点比较普遍。
附条件的赠与，意即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予对方财物，如果最终未能结婚，可视为条件不成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当然，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彩礼的返还并不是那么简单。
而在纯粹的赠与中，返还规则就截然不同了。根据《民法典》第658条，原则上只有在财产转移交付之前，赠与人才可以撤销赠与，一旦转移交付，几乎不存在返还之说。
鉴于彩礼与纯粹赠与的差异巨大，经常成为当事人双方的争讼焦点，被告往往以纯粹赠与为由提出抗辩，主张无需返还。此时，就有必要明确哪些情况属于彩礼，又有哪些情况属于纯粹的赠与。
婚恋过程有长有短，但从“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之间，总有类似的几个阶段。在 恋爱期间 ，情侣相互馈赠的小额财物往往不以结婚为目的，一般只能认定为赠与，而不属于彩礼；而到了 开始谈婚论嫁 时，如何认定双方（尤其是男方）的大额支出，却是疑窦丛生。接下来的几种情况，就是针对这个阶段。
与彩礼相伴随而存在的，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在订婚、结婚过程中，也有许多令人头昏脑涨的开支。这些非典型的项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1.交往消费的开支。 在双方家庭或成员之间的交往中，通常以宴请或购置生活用品等方式，表达善意，增进感情。此时虽然发生物品或资金的转移交付，但目的并非直接为了结婚，而仅是作为铺垫。司法实践对于此种铺垫性的开支，往往不予认定为彩礼，不能要求返还。
2.巧立名目的开支。 基于某种仪式性，彩礼可能不会直接叫做彩礼，也可能不是一笔一次性支付的金额，而是零零散散、名目繁多。上文引用的法院观点出现的两种形式是选日子费、改口费，法院均认为不属于彩礼。需要指出的是，改口费在大江南北普遍以不同形式存在，各地法院的判决也不尽相同，但若数额较大、证据确实，还是有希望要求返还的。
司法解释规定的前两种情况，是与“彩礼返还”联系最密切的两个要素，即“登记”和“共同生活”（为方便表述，此处简称“同居”）。该要素排列组合可形成四种形态，每种形态是否可以主张返还彩礼，我们用“√”与“×”表示如下：
未登记、未同居（√）
未登记、已同居（?）
已登记、未同居（√）
已登记、已同居（×）
观察上述四种形态，可以发现司法对彩礼的认知与 “同居”与否 存在直接关联：只要未同居，均可返还彩礼，例如第1种与第3种形态；一旦同居，事情就比较复杂。第4种情况原则上是不能主张返还彩礼的，但若同居时间较短，则存在例外。其中，最具争议的是第2种情况（下文详述）。
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况涉及 “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认定 。江苏高院认为，此处的生活困难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11]。河南省周口中院则认为，“生活困难” 需根据给付彩礼的数额、给付人的生活来源、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合理确定[12]。实践中，为达到“生活困难”的证明目的，原告可提供举债证明，或由村委会、民政部门等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
过去的《婚姻法》第3条和现行的《民法典》第1042条均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司法解释为平衡各方利益，对彩礼问题已经做出宽容的让步。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只要未办理结婚登记，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原则上都应当返还彩礼。但这在现实中存在很大争议，法院对民俗一再妥协，客观上达到了息诉的效果。
坊间流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1年）和《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民事部分）（征求意见稿）》（2015年）中都曾经对该问题有所规定。
征求意见稿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指男女双方既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活；一旦共同生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即只要同居，无论彩礼去向如何，均不能全额返还。
征求意见稿中的这种观点可能因争议较大，未能呈现在正式颁布的会议纪要中，但在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影响下，目前似乎已经逐渐成为通说观点。该观点与方才我们总结的关于“同居”的规律相映成趣，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 “同居减损现象” 。
河南省周口市的一起案件就体现出该现象。在该案中，双方未办理登记，但同居一年。女方认为双方同居且发生关系，不应全部返还。法院认为，“婚约存续期间时间较长”且女方“对于婚约解除并不存在明显过错”，因此判决只需返还彩礼的95%。[14]而在山东省济宁市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同样未办理登记且同居一年左右，法院判决只需返还50%。[15]同时，在亳州市、周口市等地方中院的指导性文件中，均认为同居时间是返还彩礼额度的重要尺度，给付彩礼后同居超过2年的，虽未办理登记，亦不能要求返还彩礼[16]。而商丘市中院在2020年颁布的指导性文件中，针对这种“同居减损现象”作出大胆尝试，该院规定，只要同居时间在一年之内，“对彩礼款总额超出10万元的部分，应全额返还”。[17]
司法解释规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彩礼，问题在于： 如果办理结婚登记之后已经开始共同生活，是否意味着彻底丧失要求返还彩礼的权利？
实践中，彩礼涉及的纠纷源于双方价值观和家庭经济能力的差异，矛盾深刻。新婚夫妇可能刚刚办理结婚登记就无法继续生活，于是提出离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2月4日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山东临沂的一对新婚夫妇，登记结婚后仅共同生活一个月，若不允许返还彩礼，对于男方而言极为不公，两级法院遂均予以支持。目前，江苏省、浙江省高院对此问题已经明确规定，即使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也可以要求返还彩礼。[19]
承上所述，由于“同居减损现象”的存在，未登记、已同居的情况都无法要求返还全部彩礼，举轻以明重，在已经办理登记但同居时间较短时，就更加难以要求返还全部彩礼。 实际上，在上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中，男方最终也未能主张到全额彩礼。
如果彩礼是以货币形式给付，当给付一方要求返还时，接受一方经常会提出“彩礼已经使用”的抗辩。即便证据证实彩礼确实已经使用，也不意味着其价值凭空消失，因为在使用后往往会转化为其他形式，所以需要区分情况看待。这种转化，具体而言至少有四种情况：
1.接受彩礼一方，使用彩礼购置家具等，转化为共同财产。 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于使用彩礼购置的家具部分，不应分割也不再返还，由彩礼给付一方所有，即“在分割中体现彩礼的返还”。延安市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要求返还的31200元已购置结婚家具等用品，均用于共同生活，且所购置家具现均放置于原告家中，因而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返还的诉请。[23]
2.接受彩礼一方，使用彩礼举办订婚宴。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提及，男方举办订婚宴的支出不能作为彩礼范畴，不得要求返还。但是，嘉兴中院在一宗案件中认为，女方举办过订婚宴，“为婚姻关系的缔结也存在一定付出”，从而将应当返还的彩礼酌情减少[24]。既然男方举办订婚宴的支出不属于彩礼，又何必将女方举办订婚宴的支出作为减少彩礼返还金额的考量因素呢？
3.使用彩礼购置物品作为陪嫁。 彩礼交付给女方或女方家属后，女方家属可能也会提供相应价值的财产，即所谓“陪嫁”。习惯上，陪嫁财产是由女方家属交给女方，此种行为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定性为女方的个人财产，男方应当返还。上文引用的百色中院裁判观点刊载于《人民法院报》，比较权威。另外，若女方使用彩礼购置物品，有法院认为不能以此减少返还彩礼的数额，而应当由女方另行主张权利。[25]
4.彩礼在共同生活中已经开支。 若彩礼已经为共同生活而使用，则已经转化为双方共同的无形利益，彩礼给付方难以要求返还。商丘市中院在指导观点中对此有明确规定。但接受彩礼一方应提供证据证明彩礼的消耗情况。如上饶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被告辩称彩礼用于人情开支包括拜年、乔迁、生日等共计花费102,05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26]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发布的这篇答复，是针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作出。该答复重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在于规则构造。
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江苏省高院指导意见认为，对于当事人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区分情况：1.双方办理结婚登记的，应以男女双方作为彩礼返还的权利人与义务人；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彩礼的给付人与收受人不是男女双方，可直接列实际给付人和实际收受人为诉讼当事人。[28]
前已述及，返还彩礼的民事案由是“婚约财产纠纷”，而离婚的民事案由是“离婚纠纷”，是不同的两种案件类型。“离婚纠纷”不仅处理人身关系，也处理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但“婚约财产纠纷”不涉及人身关系，只处理婚约财产，它是一个独立的诉，不宜一并处理。[31]
实践中，一并处理离婚与彩礼返还除了上述理论争议外，还有一些客观困难：1.婚约财产纠纷的当事人主体与离婚纠纷的当事人主体可能不一致，并案处理会造成混乱；2.在已经结婚登记时，返还彩礼的前提是判决离婚，若最终不满足离婚实质要件，一并处理彩礼问题将浪费司法资源。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实践中有部分法院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在离婚纠纷中一并处理彩礼问题，若案件具体情况允许，也是值得肯定的。
总体而言，彩礼在习俗层面不尽相同，在法律层面也至今未明确其性质；或者说，虽然已经明确给付彩礼属于附条件的赠与，但在确定其法律后果时却未能坚持原则，使得我们不仅看不清彩礼的面孔，连“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也变得捉摸不定。
司法是社会行为的尺度，调整着人们的预期。近年来各地制定的倡导性文件反复强调杜绝高额彩礼，态度坚决。但在涉及彩礼返还的司法认定时，许多地区少了些底气。部分法院为止讼息诉作出过多让步，甚至不惜双重标准，对遏制高额彩礼的意义可能是负面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召开全国审判工作会议时提出，处理离婚案件时要“避免因当事人情绪过激演变成恶性事件甚至刑事犯罪”，但这绝不是说面对刁蛮的当事人就要丧失法律底线。若法院坚持原则而当事人情绪失控，应该负责的是当事人，而不是法院。
最后需要提醒正在进行彩礼谈判的当事人，一定要有证据意识。不妨以书面形式确定婚约，明确约定彩礼的内容、数额和支付方式。在给付彩礼时，务必使用可留痕的方式，以最大程度获得法院采信。
婚约彩礼返还答辩状
恋爱关系结束，通常男方家庭会要求返还彩礼，下面是我整理的婚约彩礼返还答辩状，给大家阅读。
【一】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情：20XX年12月底原告黄某(男)与被告陈某(女)经媒人介绍相识确立恋爱关系。
20XX年1月，双方举办订婚家宴，黄某给付陈某2万元订婚钱，给付王某家参加订婚仪式的亲戚1万元红包，并给付了彩礼10.6万元，还为陈某购买了戒指等。
按当地乡俗，订婚后当日将陈某接至黄某家中同居生活并一同到外地打工，20XX年4月，黄某因陈某患有精神病将陈某送回娘家，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黄某为追要订婚礼金、物品及彩礼诉至抚州崇仁县人民法院。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彩礼的情况?2、原告黄某是否实施暴力?3、被告的赔偿权事实和法律依据?
我作为被告陈某的代理律师。
作出如下答辩：
一、起诉状称给付的彩礼13.6万元不属实，实际上被告只是得到10.6万元;并非四金齐全，只有一对金耳环、一只玉手镯，一枚金戒指;
20XX年农历12月22日收到的打鞭炮款壹仟陆佰元已购置鞭炮燃放了，收到男方给被告陈某的一对金耳环、一只玉手镯。
20XX年农历12月28日收到订金10.6万及一枚金戒指。
20XX年元月初八收到的订婚钱肆仟陆佰，同时被告陈连来给了原告黄某大红包肆仟陆佰元，
另外买了两套衣服两双鞋子(计花费叁仟伍佰元)作为见面礼，为此，被告处已用去捌仟壹百元;收到的打发钱壹万捌仟捌佰元已按乡俗派发给了双方的亲戚，并且由于原告给的打发钱不够数被告还垫出贰仟元。
在原告即将带陈某去南京生活之时，其父陈连来按乡俗给陈某现金1.2万元，后来被原告送回娘家后，身上已身无分文，此钱已被原告黄某拿走了。
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中原告给被告陈某的品饰、“订婚钱红包”是不应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给对方的财物，可以比照赠与关系处理。
陈某家也因为只有一个女儿，在办理女儿的婚事上也花费不少，比如女方家在定亲的第二天，就办了十余桌酒席款待亲朋好友，化费了壹万多元，加上给陈某的压箱钱1.2万元，予原告的见面礼、过年的压岁钱及二套衣服二双皮鞋等，被告在作这门亲事时，也花费了三万多元;
至于“鞭炮款”、“打发钱”属于按照当地婚俗消耗的部分，原告还诉之法庭，真是岂有此理：原告一次一次地差媒人提亲，难道为此已消耗的“鞭炮款”、“打发钱”，也是能主张的吗?
二、原告存在故意的重大过错，以结婚为由，侵犯被告陈某人身权、贞操权，被告不应予以返还彩礼。
按当地的乡俗被告收原告的彩礼是为了稳固男女的感情，女方获得一定的保障，不至于被男方骗色。
本案中原告的媒人先是故意建议被告带陈某到精神病医院看痛头，失眠，陈某也服用了一些镇静药，病情已等到缓解，慢慢康复了，
原告的媒人也知道陈某服药，病情也好转，就替原告向被告说亲，被告起先因陈某还在服药的情况拒绝亲事，
并告知了原告及其家人有关陈某有病在服药的事，可是原告家人多次与其媒人一起到被告家中说亲，被告以为原告是真心要迎娶、善待陈某，同时相信了原告媒人的话就同意了这门亲，订完婚原告就接被告陈某到自己家中共同居住，原告家人给了7盒镇定药给被告带回去给陈某吃，在共同居住的二十多天的日子里
，原告并未提出陈某精神异常，被告也能常常了解陈某的情况，谁知没过多久原告就将陈某带到外地南京，被告无法与陈某联系上，原告未专业医师的指导，故意不给陈某吃药，不带她去医院治疗，给她精神刺激，致使被告陈某病情加重，致使她思维紊乱、乱语、闹自杀，
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能力保护自己，进一步患上精神分裂症，从而原告可以达到侵犯了被告身体及贞操后，又可以被告陈某患精神分症为由要求退婚，并要求返还彩礼，原告行为极其恶劣。
《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意见》中第(四)部分关于实体处理中提到，在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数额时，应注重考虑以下因素：离婚或解除婚约关系的原因及过错;订婚时间、同居时间或结婚时间的长短;女方是否遭受家庭暴力;女方接受的彩礼是否已全部或大部用于共同生活;可能影响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数额的其他因素等情况。
本案中，原告存三个重大过错：1、原告明知被告陈某有病在服药，受刺激或病情恶化可能会诱发患精神病;2、原告故意不给被告陈某服药，不带她去医院治疗，任陈某的病情恶化，直至被告陈某患上精神分裂症;3、原告侵犯了被告陈某身体和贞操权，多次向被告陈某实施暴力，给她造成巨大的精神刺激，使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能力保护自己。
【二】婚约财产案件的处理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的思想意识、新的道德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对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因退婚返还彩礼产生婚约财产纠纷诉至法院的案件大量增加，这类返还彩礼案件多发生在农村。
正确认识并审理好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笔者结合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谈一下审理农村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男)与被告王某(女)经媒人介绍确立恋爱关系，于同年举行订婚仪式当时原告家人当场将订亲现金30000元交于媒人。
由媒人在订亲仪式上交于女方及其父母。
女方父母当时给男方回礼2000元。
后双方终止恋爱关系。
原告诉至法院。
审理中，媒人出庭证明订婚仪式上将订亲款如数交至被告及其家人手中，当时被告及其父母给原告回礼2000元。
本案中的媒人与原告有亲属关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被告返还原告28000元;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
宣判后被告不服，上诉于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依公序良俗采信媒人证言
民事诉讼的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一切依据和方法。
对法院而言，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进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
农村婚约财产案件所涉及的证据除具备证据的各个特征外，尚具有其特殊性。
司法实践中，婚约财物的给付一般有三种证据予以证明，即当事人陈述(含被告自认)、媒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
其中，媒人证言是最常见、当事人利用最普遍的一种证据。
从法理上分析，媒人证言是证人证言，是媒人就其所亲身经历和感知的事实所作的陈述，属原始证据，就处理此类纠纷起着重要作用，既可以用于认定案件事实，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又可以促使当事人放弃无理的事实主张，接受法院的调解和裁判，甚至能为法院收集证据提供线索。
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媒人往往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有着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就其证言应区别情况处理。
首先应核实媒人证言内容是否与当地风俗习惯相符合;其次要核实媒人与当事人双方的关系，并结合媒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社会经验、法律意识来作出判断;第三要综观全案把媒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作出比较，看是否相吻合，能否构成证据链条，以对全案证据辨别真伪。
笔者认为，只要媒人能自愿出庭作证，该证言不利一方不能提出足以推翻的证据，且该证言符合地方习俗，即应认定为有效证据。
这种观点也符合优势证据原则，因为，原被告民事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双方的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形中，各自负有对自己所述事实举证的责任，一旦媒人出庭作出符合法定条件的证言，该证言有利一方即处于证据优势地位，其主张应得到支持。
本案中涉及到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两种证据，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被告方对原告主张的彩礼款28000元予以否认，可见本案只能依据两方证人证言的效力大小作出裁判。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告享有证据优势，从情理上分析，该案中，原告赠与财物的行为符合当地民间习俗，媒人的证言完全符合证据的证明力原则。
故其证言应予采信。
2、准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笔者认为本案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是比较妥当的。
这类案件所要返还的财物通常形成于双方有了婚约以后，同时一方是基于将来的共同生活才给付对方财物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彩礼”的概念。
通常这类给付有三种情况：一是基于习俗给付的作为订婚标志物品;二是一方给付的贵重物品及生产生活资料，在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直接融入家庭生活;三是相互赠送的小额钱款、礼品等。
由于这类给付的时段特定性、物品特殊性、价值不确定性，使它有别于一般的财产纠纷。
一般来说，对于巨额给付的生活资料，在给付的时候给付一方是建立在将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才进行的给付，可以说这样的给付是非常具有针对性有条件的。
在双方没有办法继续婚约、结婚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受给付方继续占用给付的贵重物品、生活资料则失去了事实上、法律上的依据，因为这样的给付形成的时间是订立婚约后，为了共同生活而进行的，但最后没有办法共同生活，另一方也就无权继续占有这类物品，从而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
本案定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这也就是说，该笔款项认定为彩礼性质进行返还，依照的是专门调整婚姻家庭的部门法。
笔者认为在婚前一方赠送贵重物品及生产生活资料给另一方，应认定是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附条件赠与，在所附条件不成就时，应当返还财产。
返还的基础是因为接受方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财务的法律上的理由，根据民法公平原则，应当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
就本案而言，原告及其父母是生活在农村的普通百姓，他们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不得以为之。
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不容忽视，给付彩礼的代价中，蕴涵着以结婚为前提，现在婚没有结成，目的落空，彩礼仍归被告所有，与原告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是背离的，所以没有形成婚姻关系的，彩礼应当返还。
3、正确介定彩礼的范围
彩礼是为缔结婚姻关系，依照习俗于婚前男方给付女方的金钱和物品，那么是否在婚前男方给付女方的金钱和物品都属于彩礼呢?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
就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一般说来，在订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在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而在定立婚约后结婚前互相往来，男方主动给付女方的礼品，如烟、酒、茶、食品、衣物、少量的现金等则不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
正确介定彩礼的范围对于审理返还彩礼的案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然不属于彩礼当然也不应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标的。
4、正确理解婚约在农村的作用和习惯做法
婚约是农村中的一种风俗习惯。
有人认为只要是农村的风俗习惯就是陋习。
其实不然，在农村，普遍存在结婚之前先订婚的习惯，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是家庭一件大的喜事。
在农村，一个家庭有两大喜事，一个是订婚，另一个是结婚。
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表明父母为了子女找到了未来，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许多父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亲朋好友的祝贺给父母一种自豪感;许多家庭生活条件并不富裕，即使借债也要举行订婚仪式，否则父母就会被认为没有完成任务，在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中就会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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