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如穿鞋，合适与否只有亲身体会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鞋和脚不合适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感觉不舒服了，不能削足适履，又无法改变鞋子，那么就只有及时脱鞋。所以，离婚虽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也绝对不是什么不可言说的事。如果婚姻需要技术，那么离婚就需要算术。上海李梅就经历了一场公正的“算术”。
2011年，李梅与薛凡结婚，婚后二人共同出资购买一套价值275万元的住房，薛凡出资215万元，李梅出资30万元，剩余贷款30万元由薛凡付清。次年，两人的儿子出生，李梅喜不自胜以为能过上幸福平静的日子。可惜现实都不是童话，婚后，薛凡因升职被派驻外地，很快与一个名叫吴燕的女人开始了婚外恋。2013年5月，两人开始同居。此后薛凡一直背着妻子与吴燕住在一起，只在周末回家。
后来，薛凡另觅新欢，向吴燕提出分手。气愤的吴燕找到李梅，给她展示两人在一起的确凿证据，并鼓动李梅一起去控告薛凡犯有重婚罪。李梅这才知道，丈夫背着她同别的女人已经生活了三年半之久。然而李梅想到年幼的儿子还奉劝吴燕作罢，但这件事导致夫妻关系急剧恶化。
薛凡是否涉嫌重婚罪？
重婚罪是一种刑事犯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生活中常见的姘居、通奸、婚外恋、包养等都不会构成重婚罪，一般属于道德调整范畴。具体到本案中，薛凡与吴燕的长时间的同居行为，符合重婚罪的犯罪形式之一：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但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所以薛凡已经涉嫌触犯了重婚罪。但由于重婚罪属于“不告不理”，即除非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诉讼，一般情况法院不会主动受理，本案中吴燕才会鼓动李梅一起去主动控告薛凡。
2017年5月起，薛凡两次向法院起诉，要求与李梅离婚。李梅第二次也同意与丈夫离婚，但双方在共同房产分割和精神损害赔偿上产生了分歧。一审法院根据市场评估房产价值是750万元，综合房屋来源、共有状况、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双方对房屋贡献大小等，酌情确定薛凡对房产享有55%份额（412.5万元），李梅享有45%份额（337.5万元），并以李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薛凡为过错方为由，驳回了她要求薛凡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李梅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李梅是否可以主张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具体到本案中，薛凡已经涉嫌重婚，属于过错方。李梅作为无过错方，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都有资格提出损害赔偿，并且薛凡应当对李梅的精神损害作出赔偿。
二审中，上海一中院认为：首先，应认定薛凡是过错方，无过错方李梅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结合具体情节，酌定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万元。再次，对于夫妻共同房产，虽然薛凡的出资比例明显大于李梅，但由于薛凡在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也因他对家庭和幼子尽到的责任明显小于李梅，故确定对房产的分割比例按照原审确定的房价由李梅享有60%份额（450万元）、薛凡享有40%份额（300万元）。
为什么李梅可以多分房产？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的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具体到本案中，付出较多义务的李梅，可向薛凡要求补偿。法院在依法分割财产时遵循了给予补偿的原则，公平保护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照顾家庭投入较多一方的利益。
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最基本的组成方式，由于少数人对婚姻道德观念的淡薄，婚姻越来越多的被遭受侵害。虽然我国的婚姻法已经对弱者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倾斜性照顾，但是，在部分弱势群体遭受侵害的时候视野只局限于一个道德层面。
希望受害者能主动把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制裁，掌握证据，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尊严及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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